淘金者可能發財也可能破產，但是向淘金者出售牛仔褲和工具的人往往都會發財。然而，對于為了自己“淘金”而生產“工具”的中國海洋石油裝備制造業來說，故事也許沒有這樣簡單。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總部的大堂里，碩大的懸掛屏幕中反復放映著關于深海石油勘探的各種宣傳片。從擁有4000年前摩崖石刻的珠海高欄島——如今這里已經是中海油的深水海洋工程裝備制造基地——到“實現深水裝備的跨越式發展”的大標語，各種氣勢恢宏的海洋石油裝備及分解說明圖依次出現在屏幕上，令不少往來辦事的人駐足觀看。

  隨著陸上油氣資源日益枯竭，中國大大加強了對南海，尤其是深海水域的開發力度。然而，中國目前還不完全具備在水深500-2000米的海域進行油氣勘探生產的技術和裝備。與歐美國家相比，中國企業的研發、設計水平固然不在“同一重量級”，即使在最為擅長的制造環節，與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制造強國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壓力之下，“裝備先行”成為了中國開發南海的必然選擇。即將出爐的《“十二五”期間海洋工程裝備發展規劃》以及《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將裝備制造作為“定海神針”。

  然而，這一單純為開發南海油氣資源而興盛起來的行業源動力何在？中國海洋石油裝備制造業究竟是在市場中因利而起、自然成長，還是被政府開發政策所催熟？舉國體制會否使海洋石油裝備產業成為下一個低端鎖定的“中國制造”？

  后來居“下”

  “每一艘中國制造的自升式鉆井平臺只有24%的國產化率，中國企業只能得到全部利潤的30%。”這些數據令人吃驚，但其實不足為奇：從中國成為制造業大國的那一天起，幾乎所有中國企業的切入點都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環節。海洋石油裝備制造業也沒能避免后來居“下”的命運。

  上海交通大學船舶海洋與建筑工程學院連璉教授將海洋工程裝備(含海洋石油裝備)制造業的競爭格局總結為八個字：歐美設計，亞洲制造——從歐美到亞洲，不同的產業發展模式，也決定了該國在產業鏈的位置。

  處于最頂端的歐美企業，壟斷了海工裝備的設計和高端制造環節，他們擁有全球領先地位，創造了海洋石油裝備制造業的“歐美模式”。

   其中，美國跨國公司占據了全球海洋石油裝備市場的半壁江山，休斯頓是全球海洋工程及海洋石油開采技術的研發中心。美國麥克德莫特集團(McDermott)與法國德西尼布集團(Technip)是處于這一產業鏈頂峰的巨型企業，后者的分支機構及工作人員遍布5大洲48個國家。

  按中海油工程建設部總經理金曉劍的說法，海洋石油裝備制造的第二梯隊，是亞洲的韓國和新加坡。作為中低端制造業的主導者，兩個國家有各自的不同側重。

  有“低端制造中的高端制造者”之稱的新加坡企業，承攬了眾多歐美國家石油鉆采平臺制造以及FPSO(FloatingProductionStorageandOffloading，海上浮式生產儲卸油裝置)的改裝訂單。

  而制造業起家的韓國，則以價格低廉、交貨迅速、質量上乘等優勢在手持訂單數量上居全球領先地位。尤其在2007-2008年，韓國企業承接了全球近一半的海洋工程平臺項目，創立了以大規模廉價制造為特點的“韓國模式”。

  天賦異稟的“挪威模式”和“巴西模式”也令國際同行們羨慕。作為歷史悠久的海洋工程國家，它是最先進入這一領域的國家，擁有成熟的經驗。而巴西也在不長的時間里構建起了發達的海洋石油裝備制造產業。據了解，巴西目前作業中的深海鉆井船已有46條，同時又訂購了28條。與它相類似的還有同為資源大國的俄羅斯。

  處于最后一個梯隊的，則是后來居“下”的“中國模式”。中海油一位海洋工程專家言辭激烈地指出，與上述幾種已經演化成熟的發展模式不同，“中國模式”的特點除了尚處起步階段，研發、設計、總裝實力較弱外，最大的先天弱項在于：由于政府主導的舉國體制，導致產業發展中缺乏來自市場的源動力。這也是中國后來居“下”，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主因。

  “中國模式”的尷尬

  “中國海洋石油裝備制造業，從一開始就是為開發中國領海油氣資源而創建的，它不是市場自發產生的，政府不是像韓國政府一樣助推產業發展，而是完全的主導和催熟，這使該行業失去了發展的源動力。”上述海洋工程專家對《能源》記者說。

  據連璉教授統計，未來5年中，全球海洋工程裝備行業將迎來黃金發展階段，市場規模將達2765億美元。中國目前占全球市場份額的15%，市場規模在十二五期間將達800億美元，投資將超過2500億美元。

  如此巨額的投資，一方面顯示了中國政府發展海洋石油裝備制造業的雄心；另一方面也令人疑惑：既然有如此巨大的市場規模，為何不引進國外資本和技術來開發，而偏要耗費巨額資金來自主研發呢？單以成本來看，要想通過自身發展，趕超處于產業鏈頂端的歐美國家，實現自主設計、研發，顯然“不夠劃算”。

  “那是因為中國沒有能力復制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上述海洋工程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歐美模式”重在創新，這是以央企為主力、依靠舉國體制發展的“中國模式”所無法企及的。舉國體制的長處是以量取勝——在現有技術水平上制造出龐大的規模，卻始終無法擺脫產業鏈的最低環節——生產加工，無法占據利潤豐厚的上游環節，例如各種尖端裝備的設計研發，以及核心部件、關鍵材料的制造等。

  以年初出塢的世界級深水鉆井平臺海洋石油981為例，其所有核心部件，包括液壓系統、柴油機、關鍵部位鋼材、推進系統等均由外方公司設計制造，因為這些部件的統一標準掌握在幾家大型國際船級社手中，中方自己設計研發的產品無法達到這一標準，得不到認可。

  “因此，中國海洋石油裝備制造的舉國體制同其他制造業一樣，只能使大批從事簡單制造的公司淤塞在產業鏈利潤最薄的低端，而將利潤豐厚的高端拱手讓人，再被對方牽著鼻子走。”該專家說。

  回過頭看亞洲最具代表性的“韓國模式”。盡管韓國與中國都是從制造環節切入海工裝備產業鏈的，但不同的是，韓國自身沒有海洋油氣資源，其發展海洋石油裝備制造業的目的很單純，只是為了振興這一產業以發展經濟、獲得利潤。而中國建立這一行業的初衷卻是為了開發自身的海洋石油資源。因此，兩國發展海洋石油裝備制造業的源動力完全不同。

  在投資界曾有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淘金者可能發財也可能破產，但是向淘金者出售牛仔褲和工具的人往往都會發財。”如果中國純粹為了賺錢而發展裝備制造業，也許的確可以像生產牛仔褲和襯衫一樣頗具盈利前景。然而，對于為了自己“淘金”而生產“工具”的中國海洋石油裝備制造業來說，答案就未必如此了。

   若以源動力而論，中國似乎與巴西、俄羅斯等擁有海洋油氣資源的資源國類似。但遺憾的是，南海的油氣資源潛力遠無法與巴西、俄羅斯相比。據了解，巴西的鹽下石油蘊藏量可能多達3380億桶，甚至超過了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國沙特阿拉伯2640億桶的蘊藏量。

  因此，中國在資源量方面遠沒有巴西與俄羅斯的底氣足，也很難使得國際石油公司像在巴西與俄羅斯一樣蜂擁而至。如果中國像其他資源國一樣，向國際石油公司提出各種要求，則這些公司完全可以不選擇中國。這也是為什么到目前為止，到南海進行作業的國際公司十分有限。

  可以設想，如果南中國海擁有像墨西哥灣和北海一樣傲視全球的油氣資源，則國際石油六巨頭必會蜂擁投標，則中國可以采用“巴西模式”，要求國際石油巨頭們使用中國制造的平臺，所用其他裝備也要在中國本土制造，從而將公司的品牌、技術、加工制造帶到中國，進而帶動中國的海洋石油裝備制造業迅速崛起。

  然而，中國卻沒有這么走運：由于有一定海洋油氣資源，使得海洋石油裝備行業為開發自身油氣而創建；但資源又不夠富集，不足以吸引國際石油巨頭前來開采。因此，政府想依靠央企自身實力來投資，將海洋石油裝備制造業提振起來。

  而上述專家告訴《能源》雜志記者，技術領域的創新是無法依靠舉國之力來實現的。“韓國的造船業起步比中國落后20年，但現在超過了中國，主要就是發展體制和思路的問題。中國的能源開發還是沒有擺脫‘先有裝備、再來開發’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在現有的條件下進行開發。其實，歷數全球油氣資源開發良好的國家，大部分都通過合作或聘請外國公司進行開發，而不是全部依靠自己。”

  護住“脖子”和伸出“拳頭”

  上海交通大學船舶海洋與建筑工程學院教授連璉認為，中國海洋石油裝備制造業的發展的確存在體制問題，但也有其原因和背景。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只是和中方公司簽訂服務合同，但不會讓中方公司獲得任何技術，或者在核心部件上對中方公司進行封鎖，拒絕出售給中方公司，從而遏制中國在此領域的發展。

  據國內某海工裝備制造公司人士透露，美國的確在部分海工裝備關鍵部件或材料方面對中國實行禁運，迫使中方公司“繞個大圈子”，通過某些歐洲國家才能間接購得。

  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一位高層也承認，深海鉆井對設備的要求是非常高的，BP公司擁有如此尖端的技術，所用裝備都是美國、德國的頂尖企業制造的，還是出了問題。若以工業水平、制造水平而論，中國遠遠落后于美國、德國這些國家，要想進行深海石油開發，很多裝備必須靠進口。西方國家在很多高科技裝備上還會通過禁售來限制中國，擔心這些技術會被中國用以發展軍工。

  然而，即使在非核心部件，甚至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配件、小儀器上，中方公司也可能因不掌握技術而缺乏談判籌碼，被迫接受外方的高價。海上石油裝備使用和維修都需要服務商的技術支持，但如果服務商為外國公司，則可能會在維修等服務上漫天要價，不具備相關技術的中方公司則只好“任人宰割”。

  另外，外方供貨商也可能延長中方公司所需船只的訂貨期，有時甚至延長2-3個月之久，這對于海上作業的公司來說，則會使成本“災難性地飛漲”。因為海上作業船只的租用成本非常高，深海作業船只的成本則更加驚人。

  據統計，2008年之后，自升式鉆井平臺日租費已由2005年的約6萬美元飛漲到20萬美元，同期深水半潛式鉆井平臺日租費由17萬美元飛漲到50萬美元。有些工程需要整支船隊聯合作業，則成本更高，每天可能達到上百萬美元。因此，一艘船或一個配件無法到位，就會使整體作業成本大幅增加。

  例如，中國海上第一口超深水鉆井荔灣3-1-1是由外國公司租用外國鉆井船進行作業的，但當時因船只遲遲不到位而使作業一再推遲，從而大大增加了成本。

  因此，中國大力推動海洋石油裝備制造業的自主研發設計，首要目的是避免在油氣開采上被外國公司“卡脖子”。

  持另一種觀點的是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專家張抗，他的主張代表了一部分專家的意見：中國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了使海工裝備制造業達到1000億元產值，占世界市場20%份額的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中國不一定要在海工裝備的所有核心部件制造上全部實現“自主研發、自主設計和自主制造”，需要與全球市場相融合，通過合作來與大型國際公司互通有無。

  只要在部分“拳頭產品”上擁有自主研發、自主設計和自主制造的能力，就可以具備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從而在國際市場上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作、交換以及討價還價。

  至此，上述兩位專家的觀點十分契合——中國為了護住南海開發的“脖子”，才要伸出裝備制造的“拳頭”。然而，問題似乎又轉了回來，政府主導的“中國模式”能否具備制造“拳頭”的源動力呢？也許還是張抗的一句答語耐人尋味：“中國的能源體制一直這樣壟斷，這還用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