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和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以及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等非歐佩克產油國)減產談判破裂等因素影響，今年特別是近期以來國際油價大幅跳水。未來，將進入一個較長時期的低油價時代。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油氣進口國，中國長期以來始終對能源安全高度關注，擔心被切斷“能源命脈”，同時卻忽視了自己所擁有的能源全產鏈優勢，一度在國際能源體系中處于被動地位。低油價時代，中國應該轉換思路，以更主動有為的姿態，充分發揮在國際能源體系中的“結構性權力”，有所為、有所不為，切實維護國家能源安全、能源企業良性運轉以及能源消費者切身權益。

　　世界油氣市場洗牌，低油價時代來臨

在新能源革命背景下，世界油氣市場和能源地緣政治正在重新洗牌。這一輪的國際油價大幅跳水是供需失衡和產油國激烈爭奪市場份額的結果。從需求面說，正在全球加速蔓延的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世界經濟，特別是最大的能源進口國——中國能源消費的“急性下降”，石油需求迅速下滑自然會導致油價斷崖式跳水;從供應方面而言，目前全球石油供應充足而且過剩。本來，2016年底以來形成的OPEC+的減產機制使油價維持在一個相對合理的區間，但沙特與俄羅斯為爭奪市場份額而導致減產談判破裂引發了世界范圍的“價格戰”，石油供給增加將導致油價進一步下跌。

3月6日OPEC+部長會議的減產談判破裂后，沙特已宣布開始大幅增產，計劃兩年內將產量增至每天1200萬-1250萬桶。俄羅斯也計劃每天增產至1100萬—1150萬桶。3月9日，盡管俄能源部長諾瓦克表示不排除與OPEC聯合采取措施穩定市場的可能性，并稱下一次OPEC+會議計劃在5-6月舉行。但沙特能源大臣稱“看不到在5-6月召開會議的明智之處，這只會顯示出我們未能在應對目前這場危機時做本應做的事，采取必要的措施。”實際上明確拒絕了俄的建議。

這意味著石油價格價戰正式打響，并最少將持續兩年的時間。

更為重要的是，自2010年代中后期以來，美國“頁巖革命”取得突破性進展，美國借助頁巖油氣開發一舉超過沙特和俄羅斯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2018年，美國石油產量占全球石油市場的份額為16%，2019年進一步上升至18%，超過俄羅斯的16%和沙特的15%。美國從最大油氣進口國向油氣生產大國的轉變促使世界油氣市場加速從“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國際能源地緣政治也隨之變化，沙特、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等傳統油氣生產國在國際能源市場上的地位相應下降，歐洲、日韓、特別是中國的市場重要性進一步提升，而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油氣生產國、金融霸權國以及唯一超級大國，其在世界油氣市場和能源地緣政治中的優勢地位則更加明顯。

受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全球石油消費已過峰值高點并進入下行區間、全球能源轉型加速推進、可再生能源已具備相當競爭能力等多重因素影響，低油價時代已經來臨。國際分析機構認為，油價短期內有跌破20美元的風險，中長期很可能在40美元左右徘徊并很難突破60—70美元的上限。

　　中國應以全新思路看待能源安全

隨著油氣資源對外依存度的不斷攀升，中國多年來對能源安全給予了特別關注，甚至某種程度上有“能源饑渴癥”和“能源焦慮癥”的情況，特別擔心有人切斷我們的“能源命脈”。這種焦慮集中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擔心掐斷供應，二是害怕切斷運輸，三是恐懼價格高企，四是考慮戰爭風險。

“能源焦慮癥”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困擾國人多年的“馬六甲困局”。其核心假設是中國80%的石油進口經過馬六甲海峽，一旦爆發戰爭，將給中國的能源安全構成致命威脅。因此，中國需要大力發展陸上油氣運輸通道，以保障能源安全。

乍看起來這一論斷頭頭是道，但實際上有兩個問題值得深入推敲：一是將戰爭作為日常經濟社會決策的前提假設是否合理?二是為了保障“能源安全”是否值得只重視供應而忽略成本?

深入思考就可以明白，在現代戰爭條件下，高精度激光制導炸彈完全可以對陸上能源運輸管道構成毀滅性打擊，綿延數千甚至近萬公里的陸上油氣管道比分散性的海上運輸更不安全。而在戰爭條件下，我們當然會實施戰時經濟狀態，首先確保軍事油料所需，難道還要維持日常性油氣進口嗎?此外，能源安全不僅要運輸安全，還要關注“以合理的價格”獲得可持續供應。在中國國家安全戰略判定“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主流，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不可能發生大規模戰爭”的情況下，大規模修建陸上油氣管道的投資成本和運營成本如何消化?

因此，我們需要反思“馬六甲困局”是不是一個被人為夸大了的威脅?我們是把日常經濟社會決策的前提放在一般的經濟規律和市場運作上，還是放在以戰爭作為起點的假設上?

事實上，自上世紀60年代石油危機結束特別是冷戰后全球化深入推進以來，石油和天然氣已經成為國際市場上流動性最強、市場化水平和金融化程度極高的大宗商品，其商品屬性已遠遠超過其戰略屬性。以往我們過于強調中國油氣依賴進口的“短板”，但實際上，國際能源產業鏈是由資源、資金、技術、市場四個因素共同組成的，中國在這四個方面都有足夠優勢。隨著新能源革命特別是國際油氣市場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中國龐大的能源消費市場正在成為我們手中所掌握的重要“結構性權力”，可以成為對外能源合作至關重要的議價工具和保障中國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

而在實踐中，我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種“結構性權力”的重大戰略價值，還沒有形成以這種“結構性權力”維護自身能源安全和打造中國在國際能源戰略格局中影響力、塑造力和主導力的總體思路和可操作性工具。如何發揮這種結構性權力的影響力，是學術研究、政策制訂和公司運營都應該著力加強的地方。

　　以“結構性權力”維護中國能源安全

著眼世界油氣市場和國際能源地緣政治變化，中國不宜再妄自菲薄，應該充分認識到自身所擁有的能源“結構性權力”，化“軟肋”為優勢，多策并舉，切實維護國家能源安全、能源企業良性運轉以及能源消費者權益。

短期內，考慮到新冠疫情影響很多既有中外油氣合約履行，外國供應商可能向中國企業追究違約責任，中國相關企業可以疫情“非可抗力”理由爭取與對方達成和解，避免違約賠償;考慮到沙特已宣布4月份將提高其石油產量至1000萬桶/日，并宣布對亞洲地區降價4-6美元/桶，這有可能引發連鎖效應，導致國際油價進一步下挫，中國應充分發揮國家石油戰略儲備和商業儲備設施效能，爭取做到足額儲備;此外，當前國內與國際成品油價格嚴重倒掛、差距巨大，不僅引起國內消費者諸多不滿，也增加了疫情條件下的物流成本和企業壓力，國家相關政策主管部門可考慮適當增加國內外成品油價格聯動機制的強度與彈性，讓國內成品油價格與國際油價進一步接軌。

中期內，首先要加大國家石油天然氣戰略儲備以及商業儲備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增強我國應對進而影響國際油氣市場變化的能力，并更好地解決調峰問題;其次要積極引導中外油氣合作規則向于我有利的方向轉變。隨著國際油氣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市場為王”正使能源消費國的話語權迅速上升，而油氣出口國則話語權下降。

以俄羅斯與歐盟天然氣合作為例：以往雙方采取的是以長期石油指數化合約、照付不議條款為核心的“格羅寧根原則”，其核心是買方承擔數量風險、賣方擔任價格風險。但由于現在俄羅斯對市場的需求遠高于歐盟對資源的需求，因而歐盟借助“第三能源一攬子法案”、建立多個歐洲天然氣交易中心、加大液化天然氣進口等多種方式，推動由市場供求主導的商業模式來削弱俄羅斯的傳統權力，使歐洲天然氣市場價格不再由長期合約決定，而是同時由市場供求關系驅動、并受管道氣與液化氣之間競爭關系的影響，從而成功地將價格風險和數量風險都轉向賣方俄羅斯。而俄羅斯不得不更改石油指數條款、降低照付不議比例，甚至對歐打折銷售。

中國可以充分參考歐盟經驗，借國際油氣市場供大于求、價格低迷之機，修改與俄羅斯、土庫曼斯坦、緬甸天然氣貿易協議中與油價掛鉤以及照付不議條款，最大限度維護我方利益;此外，在“市場為王”之際，各大油氣生產國都迫切希望爭奪中國市場份額。中國可進一步加大油氣進口多元化力度，調動出口方相互間競爭，促使沙特、俄羅斯、澳大利亞、卡塔爾等能源供應商向我提供更優惠的出口價格和其他條件。

長期看，宜進一步推動國內油氣行業市場化改革，全面、充分地融入全球能源治理體系，穩步提升話語權與影響力。首先，考慮到世界已經進入經濟低增長、石油消費低增長和長期供大于求的局面，我宜對未來中長期能源發展戰略以及全球產業鏈、價值鏈調整進行深入思考、做到合理布局。

其次，要穩步推進國內油氣行業市場化改革，更多吸引民間資本和外資參與資源開發、油氣貿易、管網建設與運營以及戰略和商業儲備基礎設施建設，以最大限度的利益捆綁實現政府、企業、消費者以及國內外投資者的共享、多贏。但同時要考慮到，隨著低油價時代的到來，很多大型油氣開發項目面臨的經濟風險上升。有鑒于此，可適當放緩國內大型油氣田開發，“但留分寸地，留于后人耕”。而對于國外伙伴的油氣開發、特別是高風險的深水與極地項目，更要慎之又慎。

第三，可參考歐盟經驗，穩步推進國內多地油氣交易中心建設，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國內外兩種資源的有效、平衡利用，進一步提升我在國際油氣定價機制中的地位與作用;此外，目前國際油氣市場仍一定程度存在“亞洲溢價”，這是由于東亞三個最大的能源進口國中、日、韓缺乏有效的能源合作造成的。中國應積極推動中日韓能源合作，以建設東亞能源共同市場為抓手促進東亞一體化建設。